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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5 No.171 42-53
朝圣与狂欢:《洛阳伽蓝记》所见行像与乐舞百戏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上海戏剧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扶持计划“舞蹈身体语言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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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者单位: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摘要(Abstract):

文章以北魏具有代表性的名作《洛阳伽蓝记》中的佛事活动“行像”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的乐舞百戏构成及其与行像的关系。从源头分析,行像来自西域和印度早期佛教的佛诞仪式,其用乐舞可追溯至早期佛教教义与乐舞供养;百戏承袭秦汉以来角抵的聚众展示,其中的幻术则可追溯至佛教游僧由西域进入中原的佛法传播活动。行像及其与乐舞百戏的结合,是以“像”而传的朝圣活动的有效组织和“核心物”的聚焦,乐舞百戏的使用也是广义的佛法之“像”的有效视觉化和聚众手段。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朝圣的行为得以实现聚众与佛法播散;另一方面,基于娱乐的狂欢也强化了民众的连接。宫廷文化、民俗文化和行像的结合,使佛教在经典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中交错发展,这些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的仪式化、规制化和程式化,对其内容、审美与功能也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KeyWords): 《洛阳伽蓝记》;行像;乐舞;百戏
参考文献

① 关于汉墓乐舞的“固定组合”,参见笔者对汉画乐舞的分析,张素琴:《一元局限与多元阐释——汉墓乐舞图像的阐释学思考》,《书画世界》2019年第12期,第84-86页。

② 网址:https://www.sohu.com/a/580472814_120701610(发布日期:2022年8月28日;截图日期:202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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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唐燮军:《洛阳伽蓝记》三题,《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9页。

(2)参见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第13页。曹虹对《洛阳伽蓝记》的版本、文献的性质及写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3)“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有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自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 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中国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857页;“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中国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862页。

(4)参见吉村怜:《行像考》,张同标译,《美术史与美术史学》2009年第12期,第63页。

(5)参见小杉一雄:《中国佛教美术史研究》,东京:新树社,1980年。转引自吉村怜:《行像考》,张同标译,《美术史与美术史学》2009年第12期,第53页。

(6)参见服部克彦:《北魏洛阳における行像供养》,《龙谷史坛》1964年,第20-33页;蒋家华:《洛阳伽蓝记》行像研究,《求索》2013年第2期,第84-86页;林子青:《行像》,《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二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375-377页;赵青山:《敦煌地区寺院行像活动财政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368-377页;童丕:《从寺院的帐薄看敦煌二月八日节》,余欣、陈建伟译,《法国汉学: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8-106页;王微:《春祭:二月八日节的佛教仪式》,余欣、陈建伟译,《法国汉学: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7-126页;王三庆:《敦煌文献斋愿文中的行城活动》,《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敦煌学:第二十七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张柘潭:《中古佛教行像仪式的兴起及其本土化过程》,《佛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8-175页;许旸:《影响佛教行像美术形式的因素研究》,《美与时代(中)》2019年第1期,第12-13页;罗华庆:《9至11世纪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动》,《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98-103页;于薇:《佛教仪式与城市空间:以中古时期的行像与行城活动为中心》,《美术研究》2022年第6期,第58-64页;陈婷婷:《移动的佛像:汉地佛教美术中造像形式的选择及宗教仪式》,南京: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8年。

(7)参见李童:《汉魏六朝佛诞节仪考述》,《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87-190页。另见以下研究:夏雷鸣:《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45-5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张泽咸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83页。

(8)参见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和文化》,东京:ミネルヴァ书房,1965年,第276-279页;服部克彦:《中国における佛教と娯樂藝能-特に北魏洛陽時代の佛教寺院に關し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东京: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1965年,第276-279页。

(9)参见金秋:《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171页。

(10)参见王建国:《〈洛阳伽蓝记〉丛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4期,第32-36页。

(11)黄翔鹏的观点和《行像考》中的观点完全相左,吉村怜认为以及行像中的使用伎乐及其形式没有传到日本。参见:吉村怜:《行像考》,张同标译,《美术史与美术史学》2009年第12期,第53页。

(12)参见欧仁:《试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25-27页。音乐方面的研究还可参见以下文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胡耀:《佛教与音乐艺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页;邱久荣:《魏晋南北朝宫廷乐与少数民族乐舞》,载蔡美彪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宝春:《丰富完善中的综合性伎艺表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乐百戏研究》,《戏剧艺术》2009年第3期,第91-101页;贾峨:《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文物》1982年第9期,第53-60页;项阳:《乐户与宗教音乐的关系》,《音乐艺术》2002年第2期,第72-82页;吕净植:《北魏音乐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白曙璋:《北魏乐舞百戏形象研究》,太原: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吴大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扬州: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邵丹华:《北魏乐舞研究》,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李吕婷:《魏晋南北朝百戏研究》,武汉:武汉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

(13)参见常任侠:《汉唐间西域传入内地的杂技艺术》,《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58-76页;贾峨:《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文物》1982年第9期,第53-60页;尚永琪:《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31页;何志国:《东汉外来杂技幻术与佛像关系及影响》,《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第76-81页,第92页;刘荫柏:《中国古代杂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参见刘晓真:《人类学视野中的舞蹈史研究》,《舞蹈》2021年第6期,第21-24页。

(15)关于佛诞时间,有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三种说法。

(16)参见王三庆:《敦煌文献斋愿文中的行城活动》,《敦煌学:第二十七辑》,中国台湾嘉义: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2008年,第1-21页;罗华庆:《9至11世纪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动》,《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98-103页;童丕:《从寺院的帐薄看敦煌二月八日节》,余欣、陈建伟译,《法国汉学: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8-106页;王微:《春祭:二月八日节的佛教仪式》,余欣、陈建伟译,《法国汉学: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7-126页;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二月至七月》,《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93-105页。

(17)Judith Butler,“The Force of Fantasy:Feminism,Mapplethorpe,and Discursive Excess”,in Cornell and Drucilla ,Feminism and Porn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6.

(18)参见佩尔尼奥拉:《当代美学》,裴亚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页。

(19)参见项阳:《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

(20)参见胡素馨:《佛教艺术的经济制度:杂物历、储藏室和画行》,选自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75-290页。

(21)参见何蓉:《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与宗教:基于韦伯理论的反思和〈洛阳伽蓝记〉的考察》,《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68-81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J709.2;K239.21

引用信息:

[1]张素琴.朝圣与狂欢:《洛阳伽蓝记》所见行像与乐舞百戏[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4,No.171(05):42-53.

基金信息:

上海戏剧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扶持计划“舞蹈身体语言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引用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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