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第四册《相邦之道》“四肢之艺”并非军舞之姿，而是农业之技艺的代指，学者据此视为军舞材料的立论并不可信。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第十一册《五纪》“散军之仪”是“散军舞”名义来源的依据，得到了《礼记·乐记》的印证。但从历史背景、文献来源与思想意涵以及材料断限与文本层次三个层面考察《五纪》与《乐记》,后者面目清晰而前者较为复杂，应是熟悉兵学、礼学背景的好古之徒融合既往制度加工整理的拟古之作，故以《五纪》“散军舞”为据推论相关问题时应更为审慎。采取从严的标准来分析《五纪》,其所载“散军舞”包含在一个复杂的军舞体系中，应将其划分为祭祀、军舞、散军乐舞三个部分。从军舞的发展历程与形式上看，《乐记》与《五纪》“散军舞”属于军事乐舞仪典化进程中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产物。战国楚简中包含珍贵的军舞资料，但由于可资对读的传世文献阙如与竹简本身保存不佳，这些材料所能提供的信息实属有限，又往往因与其他材料混而为一而导致材料断限不明确，文本层次不清晰，甚至掺杂着某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故而先秦时段军舞研究工作需在认真辨析材料的前提下展开。
2024年02期 No.168 22-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9K] [下载次数：202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高众;
汉代画像是汉代社会文化的形象映射，其中大量存在的模式化图像更以其典型性、代表性成为今人探索汉代历史的重要材料。但从其制作上看，它们大多源自工匠群体对特定“粉本”的摹刻，并在图像配置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工匠个体的臆想与创造，这就给我们透过图像探查历史设下了“陷阱”,需要对形象与历史文化现象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行辨析，汉画盘鼓舞的研究亦是如此。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汉画盘鼓舞所呈现的几类身体模式进行辨析，认为“上郡模式”大多为工匠虚构的产物，与汉代盘鼓舞的真实样态相去较远；而“中原模式”则更有可能是汉代盘鼓舞历史真实的形象映射，其构形特点不仅与各地汉墓壁画及汉代辞赋中描绘的盘鼓舞形象同属一类，为西汉宫廷女乐盘鼓舞之演变，还进一步影响了“蜀郡模式”与“兖青徐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并在东汉时期辐射至各地。
2024年02期 No.168 29-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52K] [下载次数：537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姚家欣;
郭茂倩言“雅舞”为“郊庙、朝飨所奏文武二舞”。但先唐文献所见之“雅舞”其实并未如此明确，而是一种泛称。这是由于长期以来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礼乐观已成为文化惯性，不为人所察；同时又受杂乐舞流行影响，官方致力于雅化杂乐舞。事实上“雅舞”离不开“雅乐”,中古礼乐制度的建构促进了“雅乐”观念的成熟，也催化了“雅舞”从“雅乐”体系中的分立。宋元及之后的学者进一步完善“雅舞”的文武体系，细致辨析“雅舞”的出现时间和古今舞容，并有意识地提高雅乐舞辞的文学地位。考察“雅舞”在历史文献中的称名演变，具有礼乐观念、舞蹈史料学等方面的多重意义。
2024年02期 No.168 40-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77K] [下载次数：274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张之为;
《高丽史·乐志》“唐乐”以表演台本形式存录了源自宋廷的五套歌舞《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莲花台》,其乃宋代宫廷音乐演艺的直观展现。关于五套歌舞的性质，向有大曲、队舞之歧说，这说明学界对二者特性、差异的认知尚不清晰。整合中韩两国之文献、图像，互相比证，宋代队舞、大曲在音乐结构与表演形式上均有显著区别，传入高丽的《献仙桃》等五套歌舞可落实为队舞。同时，文章阐明学界最常利用的《鄮峰真隐漫录》第四十五、四十六卷“大曲”,体制糅杂，实含队舞，并分析其杂收之原因，廓清唐宋时期大曲、队舞的演变与概念变化。
2024年02期 No.168 48-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3K] [下载次数：251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向伟;
日本雅乐《太平乐》常用于天皇即位礼等重要庆典，具有十分重要的礼乐意义。《太平乐》的流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传入期(9世纪以前)、过渡期(9世纪至16世纪)和稳定期(16世纪以降)三个阶段，其舞曲来源可能与《贺朝欢》《破阵乐》等唐代乐舞有关。不过，唐代乐舞东传后，逐渐内化于日本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传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因此，在研究雅乐时不能过于倚重本事，而忽视流变，需要仔细辨析其与唐代乐舞的关系。
2024年02期 No.168 57-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1K] [下载次数：197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武艳;
“文化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策略之一，它具有双向性、柔和性、长期性和软约束力等特点，有利于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理解、交流与合作，更能为新中国缓解紧张局势，在国家之间建立对话与信任。舞蹈艺术作为我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新中国外交的三条主线：首先，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双向互动中，舞蹈交流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通过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摘金夺银的舞蹈作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其次，面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舞蹈以“文化合作”的方式形成具有国际化色彩的“东方歌舞”,在彼此理解的文化认同中，增进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信任。第三，这个时期中国舞蹈通过“文化建构”向资本主义国家树立新中国形象，成为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1949-1966年，在“文化外交”的语境下，新中国舞蹈以“文化的形态”,担负着“政治的使命”。在国际交往中，舞蹈为树立国家形象、获得文化认同、建构文化共识等方面，做出突出的贡献。
2024年02期 No.168 66-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1K] [下载次数：437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张占敏;
自1949年以来，广西民族舞蹈的历史研究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艺术调查”、80-90年代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以及21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被调查的舞蹈逐渐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80-90年代的“集成”把民族舞蹈更具体地写入历史；在21世纪的非遗化进程中，广西民族舞蹈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被再次普查与记录，以上三个时期的广西民族舞蹈呈现出历史叠写的过程，并形成以民族舞蹈田野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与“舞蹈民族志”的书写范式。广西民族舞蹈的历史叠写不仅是一种书写范式的构建，也是艺术的再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对推进当代中国民族舞蹈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02期 No.168 73-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1K] [下载次数：289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